在全球創新格局的激烈角逐中，一個來自中國的城市集群以令人矚目的姿態躍升世界舞臺中央。

　　日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在香港發布《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其中“世界百強創新集群”排名出現歷史性變化——“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首次超越長期占據榜首的日本“東京—橫濱”地區，躍居全球第一。

　　這不是一次簡單的名次更迭。在全球創新競賽進入深水區的當下，這個跨越三地的集群登頂，揭示了中國城市發展模式正在發生深刻轉型。

　　集聚發展成為主流

　　深港穗三城功能互補、協同發力，形成創新生態體系

　　細察榜單，前三名分別為“深圳—香港—廣州”“東京—橫濱”“圣何塞—舊金山（硅谷）”。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蘇州”集群同樣躋身前十。這些全球頂尖創新區域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都不是單一城市的孤軍奮戰，而是城市群的協同作戰。

　　WIPO今年首次將風險資本（VC）交易活動納入評價體系，這一指標的加入，重新塑造了創新集群的排名格局。但真正讓深港穗集群實現超越的，是其獨特的“系統優勢”——三個城市功能互補、協同發力形成的創新生態體系。

　　深入分析榜單數據，記者發現一個有趣現象：深港穗集群在發明家、科學作者、風險資本三個分項上都不是第一，但總分最高。這就像考試：單科狀元固然厲害，但全能冠軍才是真學霸。

　　“黃金三角”的分工日益明晰：香港扮演“國際金融總監”和“規則對接者”，深圳擔當“研發工程師”與“產品經理”，廣州則成為“供應鏈總監”和“市場開拓者”。從創意涌現到融資支持，從研發試制到規模化生產，整個創新流程在百余公里的半徑內即可高效完成。

　　深港穗創新集群的崛起，恰逢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的歷史性轉型期。

　　今年7月，時隔十年再度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把“著力建設富有活力的創新城市”列入七項重點任務中。8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對新時代城市工作作出頂層設計。

　　這些政策信號表明，中國城鎮化正在從“量的增長”轉向“質的提升”，從單一城市的規模擴張轉向城市群的功能優化。

　　數據顯示，中國超大特大城市數量已從2010年的12個增加到22個，常住人口及占全國人口比重、經濟都在增長。與此同時，小城市數量減少，人口占比下降。這種結構性變化，要求城市發展模式必須作出相應調整。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江曼琦教授等在《經濟問題》2025年第9期發表的《人口規模、城市創新與城市群》一文指出：“多中心城市群空間結構能夠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知識、技術等創新要素的廣泛溢出，從而促進城市群內的整體創新；而對于發展較為滯后的城市群，單中心的結構更有利于其創新發展。”這一理論正好解釋了深港穗城市空間與創新成長的邏輯。

　　物理空間加速連接

　　大灣區“像一個市”的網狀結構帶來創新“化學反應”

　　超過百萬人口的“跨城上班族”，每天都在廣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都市圈內流動穿梭。

　　物理空間的連接正在加速。目前已建成的港珠澳大橋、南沙大橋、深中通道，加上規劃中的深珠通道、蓮花山通道等，不久的將來，珠江口將出現11條跨江跨海通道，將一個環繞100公里“黃金內灣”的經濟強市網絡緊密串聯。這是中國經濟密度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區域，整體城鎮化率已超85%，多數城市超過90%。

　　而在這個圈層，深港穗三城是重要支柱。根據世界知名評級機構GaWC對全球城市的評級，香港居全球第3名，位列Alpha+級，僅次于倫敦、紐約；廣州躋身全球第22名，從Alpha-級上升到Alpha級；深圳躋身全球30名，處于Alpha-級。

　　中國城市經濟學會理事黃凌翔在《城市群空間結構變化對城市創新能力的影響研究——以中國十大城市群為例》一文中提出，經濟集聚在城市群空間結構影響城市創新能力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中介作用。多中心化的空間結構能夠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集聚，進而為創新活動創造有利條件。

　　大灣區“像一個市”的網絡狀結構，使得香港的科研人員、深圳的工程師、廣州的制造商和佛山的供應鏈可以極低成本交流協作，這種“化學反應”是知識經濟爆發的土壤。

　　在城市群時代，廣州正在重新定義自己的創新身份——

　　做強“輔助”。廣州科創母基金已投資超200個本地項目，推動廣鋼氣體、云從科技等企業成功上市。2024年，廣州風投機構管理資金規模突破8000億元，成為大灣區創新型企業的重要資金源。

　　立足“轉化”。廣州搶先布局6大未來產業（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數字經濟、海洋經濟），培育超2000家企業，24家獨角獸上榜胡潤全球榜，數量居全國第四。這里是真正有資格說“未來已來”的城市。

　　當好“管家”。政府專注提供服務——給“專精特新”企業發補貼，給高層次人才發安家費，還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劃出像琶洲這樣的地方，專門給互聯網和人工智能公司建總部。

　　城市承擔樞紐職責

　　對外充當“中轉站”，對內“托舉”內循環

　　城市競爭力的本質，是對人的吸引力。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深刻指出，依靠改革開放增強城市動能，高質量開展城市更新，充分發揮城市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樞紐作用。

　　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總工程師馬向明指出，今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一個核心要點，是重構城市發展動力。所以今年會議把創新擺在了重要位置。

　　創新不是孤立的靈感，而是需要“能量場”的催化，從這一維度我們也更能理解廣州大力推動城市更新的用意。根據《廣州市城中村改造專項規劃（2021—2035年）》，廣州全市目前共有272條城中村被納入改造臺賬，涉及約15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約515萬。

　　城市更新，更應該是一種活力，競爭力的更新。那我們究竟如何理解城市？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施展教授在《樞紐：3000年的中國》中提出，中國是“超大規模體系”與“全球海陸中介”的雙重樞紐。這一觀點為我們理解城市群提供了新視角：創新會使城市要素進一步集聚，城市更應承擔樞紐職責。

　　對國際而言，樞紐城市要成為全球資源的“中轉站”和“增值地”，對國內而言，樞紐城市要能“托舉”內循環。

　　樞紐是城市不變的主題，變化的只是經濟形態，從貿易時代、工業時代到知識經濟時代，城市都是樞紐。

　　深港穗創新集群的登頂，不是終點而是新起點。它預示著中國城市進化的方向：不再是單個城市的單點突破，而是構建一個“動態轉化”的樞紐系統，讓全球資源在此流入、整合、增值后再輸出，最終服務于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粵港澳大灣區的4座城市已分別獲得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重要承載地或承載地定位。

　　全球創新競賽的下半場，不再是單項指標的比拼，而是生態系統的競爭。深港穗集群的登頂，為廣州乃至中國城市提供了一種新發展參考：在集群中找準定位，在協同中發揮優勢，在開放中整合資源，最終實現城市與區域、國家與世界的共贏。

　　這，就是中國城市進化的下一站。

　　（記者 柳時強 李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