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群之一，現代化進路應以網絡化融合發展為核心，構建多層次、多維度的網絡體系，強化區域間深度融合，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創新型城市群

　　7月14日至15日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發展組團式、網絡化的現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世界級城市群的代表，網絡化融合發展是其現代化進路的鮮明特征。深刻把握這一特征，對于打造高質量發展動力源、提升區域綜合競爭力以及探索中國特色城市群現代化新路子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軟硬聯通”加速融合發展

　　大灣區城市群通過交通基礎設施、產業分工合作、協同創新、內外開放與社會的深度聯動，形成了網絡化融合發展的鮮明特征，在區域協同與全球競爭力提升上取得顯著成效。

　　“軌道上的灣區”實現時空壓縮與要素高效流動。粵港澳大灣區以“硬聯通”為核心骨架，以多層次交通網絡推動區域從地理空間的物理連接邁向發展要素的高效融通，形成“一小時生活圈”與“全球通達網”的雙向聯動格局。從廣深港高鐵織就“人字形”綜合運輸網絡，到“港車北上”“澳車北上”政策與港珠澳大橋聯動，再到全球通達網絡內外銜接，支撐“新三樣”出口增長，“軌道上的大灣區”從藍圖變為實景，正是交通網絡融合的生動體現。

　　“雙核驅動+多點協同”格局釋放產業鏈乘數效應。“雙核驅動+多點協同”的產業分工格局，讓大灣區形成全球罕見的產業協同生態。在深圳、廣州雙核網絡輻射下，珠三角九市深度嵌入灣區產業融合網絡協同發展。比如，東莞電子信息制造業與深圳網絡聯動共建產業高地，惠州依托大型石化項目成為石化產業網絡的關鍵節點，中山推動數字化轉型在智能家電等領域形成特色產業網絡集群。9個超萬億級戰略性產業集群以“研發在深廣、制造在珠中惠、服務在港澳”的網絡化協作模式提升全鏈條價值。2024年大灣區GDP達14.79萬億元，從“地理集群”向“功能網絡”深度融合升級。

　　“基礎研究—技術轉化—產業應用”實現創新要素融合。大灣區以“軟聯通”破解跨境創新分割，構建“基礎研究—技術轉化—產業應用”全鏈條，形成“香港研發—深圳轉化—全球市場”網絡協同范式，釋放強勁創新動能。基礎研究層面，大科學裝置與聯合實驗室構成創新網絡節點。中國散裂中子源、先進阿秒激光等“國之重器”向港澳開放，34家粵港澳聯合實驗室落地。技術轉化環節，要素流動網絡加速成果落地。例如，河套合作區作為創新網絡樞紐實現科研資金跨境流動。產業應用端，創新生態網絡激活市場價值。7.7萬家高新技術企業形成創新集群網絡，人工智能等新質生產力崛起。制度創新為網絡融合保駕護航。人才簽注、“港車北上”年通關超100萬輛次打通協同脈絡。

　　打造“戰略支點”強化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在“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雙向聯動下，大灣區成為聯通國內超大規模市場與全球網絡的核心樞紐，彰顯出強勁的資源配置效能。在吸引全球資源方面，2024年全球招商大會簽約項目1933個、總額達2.26萬億元，埃克森美孚、巴斯夫等跨國企業深耕布局，大亞灣研發中心等高水平外資機構落地，外資研發投入聚焦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領域形成網絡節點。制度型開放網絡持續突破，“跨境理財通”“港澳藥械通”等政策落地，滬深港通年成交額創新高；橫琴封關運行后澳資企業超7000家，前海、南沙試點放寬市場準入，“灣區標準”擴展推動規則網絡銜接。同時，大灣區企業以“本土研發+海外布局”拓展全球市場，例如傳音、廣汽埃安等構建跨國網絡。

　　民生服務網絡推動灣區全域聯動。大灣區的民生融合在社會網絡視角下呈現顯著的網絡化發展特征，中心度與凝聚子群的協同作用，強化網絡層級。香港、深圳、廣州憑借國際金融、科創、醫療等核心資源成為網絡樞紐：香港國際機場輻射珠海、澳門，深圳前海推出“港企貸”等金融創新政策，以資金流動優化資源配置。中小城市則在特色承接中形成子群聯動，如中山與深圳建立醫保“點對點”定點醫療機構，形成醫療協作凝聚子群。“核心引領—子群聯動”格局發揮了中心城市的輻射效應，又激活了中小城市的民生服務能力。行政壁壘的弱化進一步優化了網絡結構。“灣區標準”總數已達235項，跨境理財通、人才簽注等政策促進要素自由流動。

　　構建多層次多維度的網絡體系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群之一，未來應以網絡化融合發展為核心，構建多層次、多維度的網絡體系，強化區域間深度融合，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創新型城市群。

　　交通基礎設施網絡是城市群網絡化融合發展的物理基礎。大灣區依托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黃茅海大橋等超級工程，做好粵港澳三地軌道交通的對接，形成“軸帶支撐、極軸放射”的多層次鐵路網絡，加快“軌道上的大灣區”的構建，夯實要素流動“硬聯通”骨架。預計2025年，粵港澳大灣區鐵路運營及在建里程將超4700公里，但跨城通勤效率仍有提升空間。未來應重點推進廣深港高鐵西延線、深珠城際等項目，實現核心城市間30分鐘直達。同時，優化港口群分工，強化香港國際航運中心與深圳、廣州港的協同，形成“香港—深圳—廣州”組合港模式，提升國際物流樞紐能級。

　　產業分工網絡是城市群網絡化融合的經濟紐帶。全球價值鏈創新溢出效應在區域協同中具有乘數效應，代工關系的創新溢出的強度比買供關系高。大灣區需推動制造業服務化與服務業制造化雙向融合，深化全球價值鏈認同。例如，佛山家電產業可通過引入香港設計團隊，提高產品溢價率。又如，依托東莞電子信息、珠海生物醫藥等特色集群，構建“總部+基地”“研發+制造”的跨區域產業鏈。

　　打造全鏈條創新生態。協同創新網絡是城市群網絡化融合的核心動能。在城市網絡形成機制及影響因素方面，節點的主效應中工業化水平和教育支出有明顯的促進發展作用。大灣區需強化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廣州南沙科學城等平臺建設，推動“基礎研究—技術轉化—產業應用”全鏈條貫通。目前，香港高校科研成果在大灣區轉化率在逐年提高，深港合作也在不斷深化。未來應進一步擴大“聯合政策包”覆蓋范圍，實現科研資金跨境流動負面清單管理，吸引更多國際科研機構入駐。

　　強化“雙循環”戰略支點。內外開放網絡是城市群網絡化融合的戰略依托。全球價值鏈模式的產業轉移研究表明，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可使區域出口技術復雜度提升。大灣區需發揮香港自由港優勢，擴大“跨境理財通”額度，推動深港通日均成交額增長。同時，依托橫琴、前海等合作區，探索“分線管理”“跨境數據流動白名單”等制度創新，如橫琴中醫藥科技產業園憑借“澳門研發+橫琴轉化”模式推動出口的發展。此外，應加強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產能合作，保障中歐班列“歐洲電商快線”順利運行，支撐跨境電商出口增長。

　　強化城市群網絡間的深度協同聯動。深港深度融合以制度突破為核心，聚焦河套合作區“一河兩岸”統一規劃，建立跨境科研倫理審查互認機制，打破創新要素流動壁壘；資本市場層面可探索“跨境ETF通”，強化金融與科創的聯動效應。粵澳深度合作以橫琴合作區為主要載體，全面落地“分線管理”政策，以稅制協同、要素互通的方式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同時推動民生服務一體化，實現琴澳產業聯動與社會融合相互促進。珠江口東西岸融合發展需要優化產業分工布局，促進創新資源與產業基礎的精準對接。此外，還應強化對環灣區的輻射帶動，形成大灣區城市群發展共同體，以產業鏈的協同、創新資源的共享將灣區動能傳導至更廣闊區域，形成“核心引領、圈層聯動”的發展格局。

　　（謝寶劍 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