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歲的王珺依然常常奔波在調研的路上。傳統制造如何加快向智能制造轉變，優化營商環境便利生產要素流動有何抓手，產業鏈數字化轉型難點在哪……面對這些新變化、新挑戰，已經研究廣東經濟數十年的王珺感到，自己要回答的問題還有許多。

　　1982年，王珺受到改革開放活力的吸引，南下廣東求學。接下來的40多年里，他的研究與工作都深深扎根于這片熱土。從經濟特區工資分配體制改革到廣東外向發展，從國有企業制度變革到產業集群研究，從優化營商環境推動轉型升級到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王珺憑腳步丈量，以理論創新，為改革開放的廣東實踐貢獻自己的力量。

　　當下，作為經濟大省的廣東要真正挑起大梁，為穩定全國經濟作出更大貢獻，讓王珺感到干勁十足。“在實地調研中發現理論尚不能解釋的新現象、新問題，是最讓我興奮的。”

　　“改革開放為我們這代人搭起了橋梁”

　　記者：改革開放拉開大幕時，您正值青年時期。改革開放這件大事，對您的個人選擇產生了什么影響？

　　王珺：1975年中學畢業后，我曾在家鄉內蒙古包頭市的一家小學擔任代課老師。當時，我希望自己未來能夠從事文化相關的工作。

　　但是，通往這個夢想的橋梁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我們這一代人遇到了難得的機遇。第一年高考，我差4分上線。1978年再次參加考試，最終被南開大學經濟系錄取。

　　我一直覺得自己非常幸運，這份運氣來自于國家戰略的調整。國家對人才的需要讓我們的理想抱負有了用武之地。我們這批學生在大學里格外用功，一方面想要把失去的學習時間奪回來補齊知識短板，另一方面我們深知國家發展與個人命運緊密相連，因此也格外關心國家發展戰略與改革政策。

　　記者：從南開大學畢業后，您為什么選擇南下來到中山大學繼續深造？廣東對您的學術成長產生了什么影響？

　　王珺：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后，廣東的改革開放風氣逐漸吹到了北方。巧合的是，那時我正在談戀愛。我的女朋友——也就是現在我的太太，就是廣州人。她時常和我講廣東、講深圳的經濟發展如何迅速。作為一個經濟系的學生，我感到廣東或許會有更多的學習和發展機會。

　　1982年，我進入中山大學經濟系攻讀碩士研究生。當時，中山大學經濟系建系時間不長，但恰逢廣東成為“特殊政策，靈活措施”開放前沿省份之一。改革開放要怎么走？這給中山大學的經濟學者們提出了許多亟待研究的問題。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形成了扎根廣東、注重實踐、回應現實的研究風格。眾多外出調研的機會也讓我對廣東改革開放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培養了我對現實的敏銳洞察力。

　　“廣東實踐帶來的理論創新空間讓我興奮”

　　記者：您認為經濟學家應當如何發揮作用，做好區域經濟研究？

　　王珺：我一直認為，經濟學家要想發揮作用，必須先扎扎實實調研了解——一定要理論與實踐并重，以現實的視角來思考經濟理論問題。

　　這也是支撐我工作的內生動力所在。每當發現已有的經濟理論框架無法解釋新出現的實踐時，我都會產生一種興奮感。現實遠比理論框架豐富。我們不能死守固有的框架來“裁剪”現實，而是要用理論與政策的創新服務現實發展。

　　正是因為立足廣東豐富生動的經濟發展實踐，我較早開展了產業集群的前沿性與交叉性研究，并在企業理論、產業理論、區域發展理論以及制度理論的綜合應用與拓展等方面推出一批創新性成果。

　　比如說，上世紀90年代我們在佛山等地調研時，發現這里已經出現了以鎮為單位的產業聚集區。例如大瀝鎮的鋁型材產業、鹽步鎮的內衣產業、西樵鎮的紡織產業等。

　　盡管世界上有關產業集群的理論早有研究，但廣東的實踐仍舊帶來了一些理論上的“真空地帶”。基于調研過程中形成的共識，我和調研組里的幾位同事共同對這種新興產業集群的生成、類型、競爭與合作、產業鏈分工與治理機制、創新機制與扶持體系等展開了研究，提出了“經濟專業鎮”的概念。

　　后來，這個概念被確定為“專業鎮”，成為一種可行性戰略被運用到鎮域經濟發展中。我們提出的為專業鎮設立創新平臺的建議也得到了采納，成為發展地方經濟的一個抓手。時至今日，在實施“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過程中，做專做精專業鎮仍然是關鍵之一。

　　記者：數十年來，您培養了大批優秀學生，這些人才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對社會科學領域的青年人才，您有何寄語？

　　王珺：從教以來，我培養了40余位博士，大部分都在高校等科研機構從事研究工作。我一直向他們強調：科研工作者要將自己的研究興趣、事業規劃同國家的發展戰略結合起來。這是支撐科研事業的重要基礎。

　　對常常處在焦慮和“內卷”中的青年學者來說，我希望他們不要困于一時一地的得失。我相信，面對國家發展戰略所帶來的機遇，青年人才一定能夠從中挖掘到喚起自己研究興趣與熱情的問題。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這份內在的探究欲，并甘愿埋頭深耕其中。

　　“改革開放是廣東的經驗，也是未來的優勢”

　　記者：在經濟學家和教授的身份之外，您也曾擔任廣東省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并多次參與籌辦“粵商·省長面對面協商座談會”。對此，您有何感受？

　　王珺：擔任省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期間，我參與籌辦舉行了8次“粵商·省長面對面協商座談會”。省政協搭臺，省長與企業家對話協商，這一形式充分發揮了政協平臺的作用，提振了粵商發展信心，并為推動廣東產業轉型升級凝聚了思想共識。

　　這個座談會的名字中，“粵商”被放在了“省長”之前——這實際上表明了政府謙虛而進取的態度，以及對企業家的充分尊重，更體現了廣東努力打造服務型政府的定位和決心。

　　在這些座談會上，企業家提出當前發展直面的問題，省長深入了解問題存在的原因，職能部門則負責給出建議、解決問題。可以說，這種接地氣的協商民主方式是助力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廣東協商民主生動實踐。

　　為了在座談會上作引導性的主旨發言，我常常要深入21個地市的各類企業，了解企業真實發展情況。幾次調研下來，我逐漸認識到，政協的調研工作既要重視結果，形成相關報告；也要關注過程，協調動員不同群體，從不同的角度展開交流碰撞，匯聚分享經驗。這與我過往在研究機構中所從事的調研工作是非常不一樣的。

　　記者：當前，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邁出新步伐。對此，您有何期待？

　　王珺：粵港澳大灣區被賦予了“一點兩地”的全新定位。但要撬動這片區域的發展勢能，需要找到一系列“支點”。我認為，高水平推進橫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臺建設就是“支點”。

　　比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拓展澳門發展空間，優化就業結構。

　　盡管四個平臺各有側重、特色各異，但它們都將有助于平衡粵港澳三地間的制度與利益訴求差異，進一步發揮大灣區在區域協調發展中的牽引作用。

　　我們要認識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廣東深化改革開放的大機遇，對全省改革開放具有重要的示范帶動效應。過去，改革開放是廣東成功的重要經驗；未來，也一定會是廣東發展的優勢。

　　（見習記者 陳子陽 攝影 張冠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