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廣東時強調，要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范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賦予大灣區“一點兩地”的全新定位。

　　半年過去，圍繞全新定位，廣東深入推進橫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臺建設，營商環境建設持續發力，全球招商引資步伐加快，“軟”“硬”聯通深入推進，產業發展與科技創新成果不斷涌現。

　　錨定目標，揚帆起航。縱深推進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三地應如何共同促進、融合發展？南方日報采訪粵港澳三地專家學者，圍繞焦點議題展開探討，為新階段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

　　圓桌嘉賓

　　葉紫瑩廣東省高等國際金融與法律研究院院長

　　黃元山香港特首政策組組長

　　胡偉星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粵港澳大灣區研究中心主任

　　陳子慧澳門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副局長

　　徐衛剛香港中聯辦經濟部部長

　　李小加前香港交易與結算所有限公司集團行政總裁、廣東省高等國際金融與法律研究院金融業界指導委員會主任

　　巴曙松北京大學匯豐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廣東省高等國際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副院長

　　粵港澳強化合作

　　做實“一點兩地”戰略定位

　　記者：縱深推進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應如何落實總書記“一點兩地”的全新戰略定位？

　　葉紫瑩：粵港澳大灣區現已成為中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水平最高的區域之一。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22年大灣區GDP突破13萬億元，已超過韓國、澳大利亞、巴西和俄國，達到全球第十大經濟體的水平。大灣區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達3.7%，比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平均水平高1個百分點，大灣區創新力和發展潛力巨大。

　　縱深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我認為關鍵是要突破粵港澳三地不同關稅區、不同法律制度的差異和障礙，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對外開放優勢，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領域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率先打破體制機制障礙，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不僅有利于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穩定，也有利于發揮粵港澳三地戰略互補優勢，把廣東雄厚的制造業基礎和港澳的金融、貿易、科研等服務業優勢緊密結合起來，帶動大灣區科技進步和產業創新，加快建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國際灣區，推動實現大灣區“一點兩地”戰略定位。

　　黃元山：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點兩地”的戰略目標，需要粵港澳三地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強強聯手”才能實現。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到，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是香港得天獨厚的顯著優勢。我們擁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應考慮如何進一步強化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優化營商環境，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合作關系，更好地助力實現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粵港澳大灣區經過這么多年的建設發展，讓越來越多香港市民認識到，大灣區不僅是一個口號，而是對香港經濟發展有著實實在在的幫助。在大灣區機遇帶動下，香港經濟繁榮、百業興旺，即使沒有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市民也會從中受益。因此，香港要繼續發揮好“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立足大灣區，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作為國內國際雙循環重要節點的角色。

　　胡偉星：“一點兩地”的全新定位，要求粵港澳大灣區在很多地方要有新突破，能夠給全國發揮排頭兵作用、示范作用、引領作用。一是要做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二是互聯互通要有大發展，三是打造宜居宜業宜游生活圈。粵港澳大灣區正發揮引領和支撐作用，推動我國更好地走向世界，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

　　縱深推進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定要高瞻遠矚，通過新的制度、新的體制機制來再造活力?；叵脒^去20多年中國加入WTO后的進程，由于改革開放帶來的活力與動力，我國迎來了良好的發展局面。現在，隨著國際形勢變化，我們又到了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到了新的發展臨界點，需要粵港澳大灣區在體制機制上再有創新突破，用更好的制度再度吸引優質外資、打造優勢產業，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助力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持續發揮支撐乃至引領作用。

　　徐衛剛：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臺以后，總書記多次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出殷切期望，今年4月又親臨廣東視察，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指明了前進方向、注入了強大動力。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處于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期。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斷提速，綜合實力不斷增強，涌現了一大批新平臺新項目。我們要抓住時機或者是時間窗口，加快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發展，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才能更加凸顯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李小加：要以新思維、新市場、新技術為突破，走出一條創新的道路。以澳門為例，澳門特首發表的2023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特別強調“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其中現代金融就是四大重點發展產業之一。澳門金融產業的發展必須拓展新的服務領域和服務群體，走一條與香港、深圳不同的“特色金融”“現代金融”的發展之路，通過新的金融產品和形式，推動粵港澳三地金融一體化的創新。在金融領域，隨著粵港澳三地合作持續深入，大灣區有望迎來又一次的飛躍。這次飛躍，有望將國際大資本和中國小企業連接起來，利用中國數字化革命的巨大成果，幫助中小微企業闖出一條投資新路。

　　巴曙松：相較世界其他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多種體制并存”的特征明顯，要發揮這一獨特優勢，立足于不同政策場景，探索多種形式的規則對接。要充分發揮港澳“超級聯系人”作用，為大灣區深度對接全球區域經貿協定發揮橋梁作用。在鞏固港澳尤其是香港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時，以港澳為支點，建立我國對外開放的規則“緩沖墊”，打造維護我國對外開放國家安全規則的“安全閥”，切實增強我國對外開放的戰略安全應對能力。

　　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

　　提升大灣區一體化水平

　　記者：粵港澳三地應如何推進多種要素之間互聯互通，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

　　葉紫瑩：我認為，可以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個法律體系”的框架下，粵港澳三方共同簽署自由貿易和投資協議，允許貨物、服務、資金、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動，最大限度減少三地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壁壘，促進資源要素的高效優化配置，共同建立高度開放的大市場。

　　在后疫情時代的新型全球化趨勢背景下，國際經濟、貿易、投資和金融等底層規則加快重塑，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面對這種挑戰，我們要更好統籌貿易、投資、通道和平臺建設，在市場準入、要素流動、制度型開放等方面大膽探索、先行先試，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在過去的十年里，我國積極推進自貿試驗區改革，主動擁抱全球化。在倡導制度型開放方面，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事件是，我們國家正申請加入CPTPP、DEPA等最新最前沿的國際經貿規則體系。然而，我國若要對接CPTPP、DEPA等最新最前沿的國際經貿規則體系，將會遇到如競爭中性、環境保護、金融開放等難點焦點問題。我認為，如果我們可以以大灣區為切口，對這些國際經貿規則難點問題在大灣區內進行先行先試和壓力測試，這將會是一個務實選擇，也能向國際社會展現出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決心和信心。

　　黃元山：要進一步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我們可以著手于比如加快構建統一大市場、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等方面。舉個例子，我們要考慮怎樣更好發揮廣州南沙、前海蛇口、珠海橫琴的自貿片區功能，更好輻射帶動珠三角九市乃至整個大灣區城市群，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經濟實力，提高國際競爭力。

　　胡偉星：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建設，與國內其他區域合作不同，京津冀、長三角等地的區域合作不涉及“一國兩制”，主要靠行政協調，是“協同發展”，而大灣區是“融合發展”。融合發展比協同發展更復雜，不僅需要行政協調、產業協同、設施互通等，還牽涉到規則銜接、社會融合、文化認同等。

　　從“硬”聯通看，大灣區做得非常好，交通網絡、信息網絡建設發達完善，“一小時生活圈”加快成形。從“軟”聯通看，大灣區的發展，最根本的是實現資源要素在全灣區無障礙地自由流動，推進地區間的全方位開放，目前已經有了顯著成效。三地政策連接力度大，這種軟連接有利于優惠政策出臺，使民眾生活更方便。

　　下一步，制度創新、規則銜接是難點，需要加速突破。希望粵港澳大灣區能真正形成合力，把規則銜接深層次的底層邏輯打通。同時，服務業領域的開放也需要繼續加快。

　　巴曙松：要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部促進規則對接，加速建設區域統一大市場。一是尋求最大公約數，即采用一致的標準規則，如在服務業開放方面，采用最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在食品安全領域，制定共同的食品安全標準；采用負面清單制度提高透明度。二是單邊認可機制，主要是大灣區內地九市對港澳的資質、標準認可。三是相互認可機制，如通關檢驗檢疫方面，相互認可對方的查驗結果；一些服務貿易行業的資格相互認可。四是同等待遇。如大灣區實行“港人港稅”“澳人澳稅”來解決因三地稅制不同產生的差異問題。

　　在目前的基礎上，可探索制定大灣區統一的市場規則，特別是涉及服務貿易、現代服務業領域，可以更多參照香港市場的規則和標準。香港具有成熟的市場規范和符合國際標準的商品檢測、專業服務資格認定，尤其是商品、服務、技術的檢測標準，具有很高的國際認可性，這也是大灣區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前提。

　　從CEPA邁進更高的國際標準

　　為經濟發展注入新活力

　　記者：今年是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二十周年。那么下一步，粵港澳大灣區應該如何制定和更新自由貿易協定的標準，同步并引領世界發展的潮流？

　　葉紫瑩：CEPA是我國第一個全面實施的自由貿易協議，也是當時內地開放程度最高的一個貿易協議。作為貫徹“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重要舉措，CEPA推動內地與港澳的經貿往來日益密切，在CEPA簽署實施之后，內地與香港的貨物貿易增長超過2倍，平均每年增長6%，內地還成為香港最大的境外直接投資目的地。

　　但由于當時所處時代的國際貿易規則的局限性，CEPA內容局限在傳統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三個領域，金融服務、科技合作、數字貿易、綠色貿易、數字經濟等當前國際貿易談判的熱點議題均不在CEPA里面，而且CEPA協議條款大都是框架性、原則性和方向性的。所以我認為CEPA也需要與時俱進，進行升級。建議可以全面對標CPTPP、DEPA等當今最先進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體系，進一步加強香港澳門自由港和單獨關稅區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吸引力，用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方式制定自由貿易協議，從而實現貨物貿易的零關稅和零壁壘、服務貿易的全面開放、提升投資便利化以及資金的互聯互通互動。

　　胡偉星：我認為要縱深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勢必要推動三地自貿區融合發展，現在推進可謂天時地利人和。

　　一方面，我們可以沿著過去對外開放的步伐和CEPA所安排的路徑去穩步推進，這是水到渠成的做法。在貨物貿易上，大灣區內部已經實現自由化了；但在服務貿易上，我們仍有障礙，需要進一步消除這些壁壘。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探索在橫琴、前海、南沙先行先試、以點帶面。通過“點”的深化開放與制度創新，帶動“面”的發展，將成功經驗復制推廣到粵港澳大灣區所有城市。

　　在此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對標國際最新最高自由貿易協定的標準。只有這樣，大灣區的制度安排在數年甚至十年后也不會落伍，甚至能夠持續對區域合作起到引領和推動作用。

　　陳子慧：今年是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署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二十周年，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內地與香港、澳門在貨物貿易領域全面實現了自由化，在服務貿易領域基本實現了自由化，在投資領域建立了系統多元的保障制度。在CEPA積累了二十年經驗，以及大灣區“9+2”城市不斷融合發展的基礎上，如果能建立比國際上一般自貿協議更高標準、開放融合程度更高的制度，將進一步深化規則和制度的相互銜接，推動人員和各類要素在灣區內自由流動，對大灣區實現“一點兩地”全新戰略定位具有重要意義。

　　促使投資和貿易進一步自由化，將對澳資企業進入大灣區市場、澳門居民到大灣區創業就業，創造更便利的條件。同時，這也將增強澳門作為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憑借澳門自由港、簡單稅制以及中葡平臺等的獨特優勢，有望吸引更多外資和企業，透過澳門進入大灣區的龐大市場。同時，還將有利于澳門“1+4”產業發展，為澳門突破市場規模和空間資源制約、優化產業結構、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帶來新機遇。

　　巴曙松：促進大灣區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可以參考對接CPTPP、TISA、DEPA等國際高標準經貿協議，打造支撐我國未來發展戰略利益，涵蓋通行規則、新型規則于一體的特色經貿規則體系。

　　結合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金融產業發展優勢，一方面重點制定適用于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無人駕駛、WEB3.0等未來產業的新型貿易規則；另一方面，針對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實體經濟基礎和未來發展巨大潛力，制定針對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便利化的貿易規則體系，推動大灣區從參與國際規則體系到在特定領域逐步實現引領部分新經濟領域的國際未來新型經貿規則體系的轉變。

　　結合外商投資的這個重點領域，可以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三位一體”的外商投資規則體系。比如，建立投資“負面清單”，從面向港澳開放先行先試到與港澳合作共試；建立“反壟斷”體系，以擴大對港澳開放為基礎，逐步建設內外循環一體化的“反壟斷”體系；建設“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制度”，逐步建設對外開放與國家安全一體化的制度性開放體系。

　　此外，金融領域的創新也是重要一環。大灣區在發揮多種體制并存優勢的同時，可參考歐盟“單一通行證”制度，促進內地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和金融市場融合。

　　（記者 陳曉 吳哲 曾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