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國務院印發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下稱《規劃》）正式公布。

　　2017年1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開發合作區。隨著《規劃》落地，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以下簡稱“河套合作區”）的建設也進入到一個全新階段。

　　緊緊圍繞協同香港推進國際科技創新這一中心任務，《規劃》共提出30條措施，重點明確了三大發展定位、兩大發展目標、四大主要任務等內容。

　　從發展目標來看，近期到2025年，深圳園區基本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創新協同機制；展望到2035年，深圳園區與香港園區協同創新的格局全面形成。

　　河套合作區地處香港特別行政區北部和深圳市中南部跨境接壤地帶，是香港北部都會區與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的天然交匯點，面積約3.89平方公里。

　　《規劃》明確，立足深圳園區現有口岸設施分布、土地空間條件、區域建設基礎，圍繞發展目標和任務，主動銜接香港園區空間功能布局、建筑形態，構建“一心兩翼”的總體空間格局。

　　其中，中心區域包括福田口岸、皇崗口岸旅檢區及周邊生活區，規劃建設國際高端科技服務樞紐，承擔口岸綜合服務和高端科技服務功能。西翼包括福田保稅區，規劃建設高端科研區和中試轉化基地。東翼包括皇崗口岸現狀貨檢區及其東北側生活區，規劃建設國際協同創新區和國際人才社區。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謝來風向記者表示，《規劃》落地具有重大意義，體現了國家層面對河套合作區發展戰略的認可，表明國家大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圳先行示范區建設，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加速國內外科研要素集聚

　　河套合作區是粵港澳大灣區唯一以科技創新為主題的特色平臺，具有一河兩岸、一區兩園、跨境接壤、合作開發的獨特優勢。

　　緊緊圍繞協同香港推進國際科技創新這一中心任務，《規劃》明確了河套合作區深圳園區的三大發展定位。

　　“《規劃》提出的第一個發展定位‘深港科技創新開放合作先導區’，實際上是指我們需要保持科技創新、保持跟國際交流合作。”謝來風認為，要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不能閉門造車，通過深圳的“平臺”作用，并借助香港的國際化效應，可以更好地跟國際機構進行科研合作，加速國內外科研要素在這里集聚。

　　“而第二個定位‘國際先進科技創新規則試驗區’，意味著河套合作區要在科技創新領域實現跟香港乃至國際最先進的科研政策規則對接，從而為我們國家推進更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探索新路徑。”謝來風稱。

　　舉例來看，《規劃》提出，基于深圳園區海關監管區域現有的管理設施和基礎條件來看，可實施特殊監管，對科研人員先期采取“一線高度便利出入境”，對貨物實施“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區內自由”等。

　　“河套合作區的地理位置非常優越，我們把前沿科學研究放在深港合作的最前沿去做，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福田生物醫藥創新研發中心主任葉德全如此說道。

　　而對于第三個定位——粵港澳大灣區中試轉化集聚區，謝來風認為，這更為聚焦產業方面，更多關鍵核心技術有望在河套合作區實現突破。

　　目前，深圳園區已落地高端科研和產業化項目超過150個，集聚大批海內外院士專家和高端科研人才，形成了生物醫藥、人工智能、EDA工具研發、量子科技等科創集群。

　　此外，記者還了解到，創新載體方面，擁有省市級重點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等生物醫藥類創新載體近60家；科研機構方面，先后落戶深圳市聯影高端醫療裝備創新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大灣區生物醫藥創新研發中心等5家科研機構和項目。

　　國家級平臺方面，落戶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檢查大灣區分中心、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醫療器械技術審評檢查大灣區分中心項目；專業園區方面，已打造國際生物醫藥產業園（一期、二期），正在著力打造生物醫藥產業園三期等。

　　深港科技創新協同進一步深化

　　實際上，作為國家高度關注的內地與港澳重大合作平臺，河套深港合作區兩側的發展步調并沒有那么同步，深圳側推進建設相對快些，而香港側仍是奮起追趕的態勢。

　　值得注意的是，要想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創新協同機制，河套合作區必須打破“兩個關稅區、兩種通關模式、兩套監管體系”的制約，推動規則機制深度對接，構建深港深度融合協同發展的新體制新機制。

　　葉德全表示，前幾年由于疫情原因，研發中心在深港合作方面遇到很多阻礙，今年研發中心開始加快速度，竭力加強深港之間的科研協作融合。

　　從《規劃》部署的四大主要任務來看，構建國際化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赫然在列，包括便利科研人員進出、實施貨物分線管理、創新科研相關資金跨境流動監管、探索國際互聯網數據跨境安全有序流動、加快建立更高水平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營造與香港趨同的稅負環境、實行國際化的就業和社會保障政策、全面接軌國際科研管理體制機制、建立高度便利的市場準入制度等內容。

　　在企業看來，“企業發展最關鍵的其實就是兩點，一個是人才，一個是資金。當企業有了人才，自然就有發展，那么資金也就不會再缺，這兩個是相輔相成的。”希格生科創始人兼CEO張海生表示，《規劃》的推進很好地彌補了企業發展需要人才和資金這兩個難題。

　　在人才方面，作為河套合作區內的生物醫藥企業代表，張海生認為河套合作區發揮著橋頭堡的作用。

　　他向記者表示，對于生物醫藥產業來說，國際化的行業交流極為重要。隨著科研人員、貨物等進出逐步便利，將會吸引眾多大型的國際學術會議落地河套合作區，從而以學術交流帶動人才交流等。

　　同時，舒糖訊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CEO、港籍創業青年代表何耀威也認為，政府提供的就業住房和生活補助等福利，以及創新創業支持措施，為科研人員和創業者提供了更好的發展環境和機會。這些政策的實施讓我們對參與科研的轉化落地和商業化方案更加有信心。

　　而在資金方面，《規劃》提出，支持內地和香港創投資本共同設立創投基金，打造面向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創投基金集聚地，發揮人民幣國際投貸基金優勢，探索組建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跨境雙幣早期母基金和系列專業子基金，投資粵港澳大灣區科創企業等內容。

　　何耀威直言，科研確實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包括人力資源和專利認證等方面。“資金跨境流動和創投基金方面的措施進一步提高了企業對風險的包容性，而科創基金的培育讓企業更有信心推動科研成果的轉化。”

　　“這為企業提供了更多的融資渠道和投資機會，同時也促進了兩地創新資源的共享和合作。企業可以通過這些創投基金獲取資金支持，加速科研成果轉化和商業化進程。”何耀威進一步分析。

　　（作者 歐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