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北京西站到香港西九龍的D909高鐵，將《環球時報》赴粵港澳大灣區采訪團的記者和大灣區城市無縫銜接在一起。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簡稱《規劃綱要》）正式發布5周年。《環球時報》采訪團記者從北京出發，分香港—深圳、深圳—廣州、橫琴—澳門三條線路，9天8晚，踏遍大灣區7座城市。在大灣區，我們采訪數十家高科技企業，走訪港澳高校及其內地分校，對話香港高層官員、學者、普通人在內的灣區人。我們嘗試用筆和鏡頭，將大灣區5年來取得的成績、發生的變化，立體化展示在讀者面前。粵港澳大灣區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不到國土總面積0.6%，卻創造了中國1/9的經濟總量，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深圳的科創園區，在香港澳門的高校，在廣州的創新試驗區，在大灣區街頭，處處可見創新、奮發與開放，正是它們塑造了大灣區的“立體競爭力”。

深圳市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研究院的設備實驗測試場。（受訪機構供圖）

　　“誰不創新才會覺得奇怪”

　　當來自內地四川省的楊女士，在香港太古城家中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即香港高考）馬上就要放榜。她讀香港科技大學大二的兒子Simon，跟我們分享了兩年前報考選專業的趣事：當時很多學習好的同學都選擇讀醫、讀法律、讀金融，Simon卻選擇了計算機科學，并且研修了現在非常火的人工智能課程，加入香港高校的實驗室為大灣區企業訓練大模型。

　　實際上，就在Simon報考的2022年，香港特區政府制定《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旨在完善香港創科生態圈、壯大創科人才庫、推動數字經濟發展，以及深化與內地合作，實現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愿景。

　　2021年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堅持創新、加快建設科技強國、重點布局基礎學科研究中心的國家發展藍圖。規劃也明確支持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并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合作平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現在看，當時選擇科技這條路是對的。”楊女士和Simon都持相同觀點。2009年，Simon5歲時，楊女士帶著兒子和在香港工作的丈夫會合，開啟了在香港打拼的路。在Simon印象中，原來當科學家遠遠不如當律師、醫生甚至金融精英那么酷，現在香港人的觀念也在轉變，在他看來研發像阿爾法狗那樣的機器人打敗圍棋大師，“這才是酷的！”

　　根據《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定位之一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根據2023年全球創新指數，由香港、深圳及廣州的創新及科技業組成的廣深港科技集群位列全球“最佳科技集群”第二位。

　　“在大灣區，創新是常態，誰不創新才會覺得奇怪。”深圳鯤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兼首席運營官王少軍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深圳有一個好處，如果你想獲得行業內的最新信息，速度會非常快，在行業內找到五六個人聊一聊，馬上就能得知行業最新進展”。作為一個聚焦人工智能領域的科創團隊，公司正是看中了大灣區及深圳完備的上下游產業鏈、廣泛的應用場景及天然的地理位置優勢。

　　在深圳河套合作區，記者還見到中國自動駕駛獨角獸企業元戎啟行技術合伙人、副總裁劉念邱。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走在深圳大街上，常看到不同國籍的年輕人在街頭穿行，“深圳本身就能夠吸引很多國際化的人才來工作，而大灣區也是創新密集的區域，吸引不同科技創新企業落地。”

　　“我每個禮拜都要去深圳。”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郭毅可在香港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強調，要成為國際創科中心，香港一定要融入大灣區，融入國家建設，“香港要扮演好一個‘超級聯絡人’的角色，發揮一種橋梁作用，連接內地和全球。”

　　開放包容與獨立自主

　　在采訪中《環球時報》記者感受到，盡管中國正在面對部分西方國家設立的種種限制措施，但大灣區的科研機構與科技企業一方面在以開放包容的態度歡迎全球人才，另一方面也紛紛在向著產業更加獨立自主的目標奮發努力。

　　中國科學院院士、深圳國際量子研究院院長俞大鵬告訴記者，在量子科技領域，盡管部分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了嚴密的封鎖，但我們中國的心態是開放包容的，尤其在大灣區這個充滿創新活力、開放包容的熱土。

　　“我們沒必要藏著掖著，我們會持續地誠摯邀請國際學者來實驗室參觀、交流，來中國實地看一看。”俞大鵬表示，量子計算是挑戰人類操控微觀世界極限能力的世紀系統工程，太難了，因此需要國際間的密切合作交流才能夠攻堅克難。

　　目前，他們實驗室的研究團隊中有來自日本、瑞典、德國、希臘等國的國際化人才。

　　俞大鵬尤其提到，近期來華旅游的外國博主發明的網絡熱詞“city不city”就是典型的例子，外國人到中國后，徹底顛覆了他們此前受西方政府和媒體深度洗腦對中國產生的負面印象。

　　俞大鵬非常看好量子領域國際人才的交流，“國際上年輕人是最好的民間大使，讓更多的國外青年人才來了解中國，而不是被繼續洗腦”。

　　在芯片自主方面，大灣區的產業鏈也在努力為“中國制造”爭氣。《環球時報》記者在廣州南沙采訪時了解到，功率半導體是汽車電動化的核心。

　　在2019年，我國新能源汽車該領域模塊供應商中，本土前三大企業合計市場份額僅約20%。但隨著廣州南沙區的芯片產業集群帶動功率半導體的自主產業鏈的發展，如今本土產品的器件性能指標已能比肩甚至優于國際大廠同類產品，在響應速度和價格上更具性價比。

　　OPPO制造中心負責人段彥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大灣區在其供應鏈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許多關鍵供應商都位于大灣區內，且距離OPPO工廠不超過50公里，這不僅保證了供應鏈的穩定性和響應速度，也為OPPO的產品研發和創新提供了有力保障。

　　從大灣區到世界

　　在鯤云科技的會議室辦公桌上，記者看到“歡迎推薦人才”的二維碼桌牌，王少軍告訴記者，“目前我們核心管理層合伙人有香港同事，也有來自清華北大、英國帝國理工、瑞士蘇黎世理工等國內外高校的人才，未來希望更多來自全球各地的人才加入我們！”

　　“我的人生與科研事業的經歷，恰好是一段從硅谷到深圳的歷程，可以說是從美國的灣區，又回到了中國的灣區。”深圳市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中心主任劉少山向記者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對我來說，從硅谷回歸是一個時代的選擇，也是我對于行業未來的一次判斷。我曾在硅谷工作了20年，在美國，我主要從事計算機系統的研發。第一份工作是在微軟，2014年百度剛好在美國建研究院，我加入其中，經歷AI和無人駕駛等一系列領域的業務。中國的創新土壤對于在美國生活已久的我充滿吸引力，以這個契機，我決定回來。”

　　在劉少山看來，選擇深圳是一個“不需要思考的決定”。他告訴記者，有很多人同意這樣一個觀點：將硅谷的技術轉為商業，中國是最好的選擇，而粵港澳大灣區優勢明顯。在這里發展人工智能加機器人產業，最大底氣是來自濃厚的“產品化”氣息。

　　“我們看硅谷的很多高科技項目，雖然估值很高，但它們大多是‘飄在空中’的，最后的結局往往是被某個大公司收購，之后便杳無音訊。而深圳不一樣，所有東西都講產品化，而且產品化出海的團隊，一周一個新產品都往海外鋪。這個氣質在硅谷是找不到的。對于科研創新而言，深圳最大優勢就是產品化。”劉少山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