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持續影響下，全球化遇到一些波折，但各國走向開放、走向合作的大勢沒有改變，開放合作的良好態勢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毛艷華認為，每個國家相互依存，通過參與全球分工和擴大對外開放，在產業分工過程中，可通過引進更多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生產效率。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大環境背景下，挑戰和機遇并存，主要來自國際國內兩方面。

數字化解鎖治理新思路。

　　毛艷華說：“國際方面，大灣區面臨的挑戰主要是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全球化加快結構調整，我國開放合作各領域面臨的挑戰和阻礙。國內方面，主要挑戰就是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改變，也就是我們一直說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要不斷地形成高質量的供給和高質量的消費體系，來滿足人民的新需求。”

　　毛艷華同時認為，大灣區應把握國家發展戰略調整和全球技術不斷創新發展的歷史機遇，通過數字化轉型及技術創新來引領高質量發展。

　　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如何從大灣區的角度解讀“雙循環”的含義？毛艷華認為，“雙循環”不是封閉的循環，而是開放的大循環。宏觀經濟理論來看，外需和內需是相互依賴的，外需是內需的延伸，即一方面外需意味著更大的市場需求和更大的規模效應，另一方面國內高質量的消費需求必然要有高質量的進口供給。

　　毛艷華認為，大灣區作為我國開放型經濟發達的地區，可通過擴大進口提高消費需求，消費需求提高了，生產產出就提高了，也就形成了較大規模市場。同時，進口水平決定了國內市場是否有高質量的供給，因此不可忽視進口的重要性。他建議，大灣區應繼續尋求更大范圍、更寬領域和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更加注重高質量進口。

　　引進高質量外資也是高水平開放的重要體現，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建設是吸引全球優質資源集聚大灣區的重要因素。毛艷華認為， “十四五”期間應全力推動規則等制度型開放，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落實好《外商投資法》，推動高標準的營商環境成為大灣區高水平開放的亮點。

　　粵港澳大灣區與其他國際灣區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國兩制”，并涉及到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三種法律制度，這為粵港澳三地融合、區域協同發展帶來了一定難度。

　　毛艷華多年來深耕粵港澳區域研究，對大灣區發展取得的成果頗有感觸：“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我們常說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機制‘軟聯通’、民心交流‘心相通’。我認為近年來大灣區很多領域的發展都取得較大進展。”他說，“尤其是民生領域做得不錯。例如國家大力支持港澳青年來內地創新創業，還有近期出臺的《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器械監管創新發展工作方案》，據我了解，這些措施的市場反應都很好。還有港澳高校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辦學也取得了明顯突破，以前港澳高校必須要跟內地高校合作辦學，現在可與大灣區內地政府簽訂相關協議，進行獨立辦學。同時陸續開通了新的通關口岸，居民往來越來越便利，許多行業的跨境從業資格認證也都實現了。”

　　在取得系列成績的同時，對于“十四五”時期如何找準粵港澳三地融合發展方向，毛艷華認為，粵港澳三地融合發展需要一個過程，不能太急于求成。關鍵是從政府到民眾，要形成“大灣區是我們共同的家園”這一共識，要對大灣區發展充滿信心。從內地角度而言，下一步要推動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深化改革，在資金、人才、技術、知識產權、數據等要素領域要加快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創新，這樣更容易推進三地市場一體化發展。”

　　2020年11月15日，東盟十國以及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15個國家，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標志著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正式達成。港澳作為全球自貿港，承擔著內地與國際的“超級聯絡人”角色。

廣州港南沙二期集裝箱碼頭。

　　談到RCEP的簽署對港澳的影響，毛艷華表示，RCEP將為港澳發揮自身優勢、融入內地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他說：“從RCEP開放機制來看，中國服務業擴大開放達到了新的高度，新加坡、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服務貿易競爭力較強的國家可以更便利開拓中國內地市場，但港澳服務業憑借多年來率先進入內場市場的優勢，在更大的內地服務業市場中可以贏得更多先機，與其他國家相比有明顯優勢。”

　　同時，毛艷華表示，香港現代服務業與國際接軌，自由開放，政府服務透明度高，營商環境國際一流。未來港澳可更好地服務內地構建新發展格局，繼續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和國外投資者“走進來”的不可或缺的橋梁紐帶。

　　記者：婁曉希、黎妙娟、詹海珊

　　統籌：何靜文、門麗麗

　　策劃：唐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