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國內地吹拂起改革開放的春風，年僅24歲剛從英國留學回到香港的梁振英，無比振奮。

　　作為一名專業測量師，他不辭勞苦，頻繁前往內地介紹土地經濟、土地管理制度、城市規劃等內容，并深度參與了內地的土地使用制度與住房制度改革。

　　如今，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也是改革開放的見證者與深度參與者，頭發已漸次花白的梁振英，依然頻繁奔走于香港與廣州南沙等地，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

　　在改革開放45周年到來之際，梁振英在廣州市南沙區的民心港人子弟學校接受南方日報專訪。這所由他牽頭創辦的學校，正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的代表性成果。

　　“能夠在年輕的時候，就發揮自己所學所長，為改革開放貢獻力量，我感到非常光榮。”梁振英說。

　　太陽底下排隊3小時過關去深圳幫扶

　　記者：您對改革開放最深刻的記憶是什么？

　　梁振英：我學的是土地管理和土地經濟，1977年從英國留學回到香港。1979年，我和香港20多個城市規劃、法律、會計等領域的專業人士一起，組建了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響應國家“四個現代化”的號召到內地來幫扶，主要在深圳。

　　當時香港到深圳只有一個羅湖口岸，早上9點開關，下午5點就關門了。因為內地開放，去內地做生意、探親的人越來越多，我們辦手續要3個小時，站在大太陽底下排隊。

　　進了深圳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銀行換人民幣，第二件事是到派出所報到、蓋章，住1個晚上蓋1個章。晚上我住在羅湖廣場的華僑旅社，人多的時候就睡在通道上，放個臨時的行軍床，往往放在廁所門口。這些都是很難忘的記憶。

　　雖然很不方便，但我們經常不辭勞苦地過來。應該說，我們這幫有情懷的香港人，就是秉著這種刻苦精神，幫助內地把改革開放拉開帷幕。

　　記者：當時您主要參加了哪些改革開放的工作？

　　梁振英：1979年我參與了深圳的第一個城市規劃，當時深圳方面提出，深圳的人口指標是30萬。香港一方包括我們這些專業人士說，深圳哪來30萬人？那個時候深圳還是小漁村，人口不到3萬。

　　我自己比較廣泛深入參與的是內地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1987年，深圳面向內地的投資者拍賣土地，開啟了市場在土地資源的利用配置上起決定作用，我參與了籌備工作。1988年，上海在內地第一次面向全球進行土地使用權公開招標，我參與了招標工作，還有相關的住房制度改革。

　　作為一個學土地經濟、土地管理的專業人士，能夠在年輕的時候就過來深圳還有廣東以及內地其他地方，發揮自己所學所長貢獻點力量，我感到非常光榮，也很高興看到今天的成果。

　　記者：您參與的這些改革取得了怎樣的成果？

　　梁振英：啟動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讓土地可以在市場里有償出讓，不僅是發展房地產業，也不僅是為國家、地方政府帶來財政收入，最重要的是使得土地尤其是城市土地這種寶貴資源能夠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來配置，做到“地盡其利”。

　　今天中國內地老百姓的住房擁有率比香港高，排在世界前列，十幾億人口的國家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我們解決了好幾億人口在城市里的住房，它們成為大多數中國家庭最重要的資產，這也是改革開放取得的一個重大成就。

　　但是也要看到，這些年來房地產市場制度建設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改革永無止境這句話，在住房制度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這兩大范疇很適用。

　　現在我經常跑南沙，但我在南沙乃至中國內地都沒有任何房子、土地，也沒有任何的公司與股票，我也不當一些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因為我還是希望能夠繼續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這兩項事業上，很持平、客觀地出點力。

　　身體力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融合

　　記者：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您做了哪些工作？

　　梁振英：我現在做的工作主要是為了推動香港和粵港澳大灣區廣東9個城市之間的融合。過去兩三年，我在南沙做的工作主要是三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幫廣州南沙區成立廣州南沙粵港合作咨詢委員會，政府可以利用這個平臺，咨詢香港專家的意見，促進粵港合作。

　　第二個是助推了港科大（廣州）在南沙落地。我經常到處呼吁，要高度重視港科大落地南沙，也幫手促成了數據在粵港之間的跨境流動和香港教職人員的稅率問題的解決，后來南沙有了“港人港稅”的政策。

　　第三個就是解決了他們孩子的上學問題。港科大的教授過來南沙，但在內地沒有非營利性的港澳子弟學校。我牽頭創辦了廣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幾乎是把一所水平比較高的香港學校搬到了南沙。

　　記者：今年中央出臺了《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您在河套平臺的建設中發揮了什么作用？

　　梁振英：在深圳河以南的0.87平方公里的一塊土地，我們稱為河套地區。之前這塊地產權一直沒有明確歸屬，閑置了20年。2016年底，我和深圳方面達成協議，2017年1月，香港和深圳簽了協議，共同開發共同使用。

　　之后深圳在深圳河另一邊也規劃了3平方公里的區域，河套創新區域有了4平方公里。現在中央發了通知，給了深圳一些新的政策，我們一定要用好，讓這兩片區域的發展做好配合。

　　我們要成為現代化強國，離不開科技創新，香港的發展也需要科技創新。香港和內地尤其是和深圳，在科技創新上的互補性非常強。河套平臺是世界上已知的創新科技平臺中最大、最重要的。把這個平臺規劃好、建設好，科技創新成果的影響力在世界范圍內都能發揮重大作用。

　　記者：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的意義何在？

　　梁振英：粵港澳大灣區融合會產生巨大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力量，對廣東和香港都是如此。但融合過程中，必須要有改革加開放的意識。這不僅是說給廣東的，也是說給香港的。

　　香港原本有100萬名制造業員工，改革開放后，一條生產線、一個工廠地往深圳、東莞等地轉移。到今天香港幾乎沒有工廠工人，幾乎是全服務型的經濟體，實現了成功轉型，GDP高了，每個人的收入都比當年高。

　　現在香港跟內地包括深圳仍在不斷分工，香港把騰出來的、剩下來的生產力轉向新的高產值的產業，這是發展的不二法門。接下來還會有這種情況，香港的某些經濟活動也要通過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

　　呼吁用好香港“超級聯系人”的作用

　　記者：中國在哪些關鍵領域還需要深層次改革開放？

　　梁振英：比如貿易體系。我們現在貿易主要是做進出口，貿易服務比較少。中國是產茶大國，種茶、制茶質量很高，但沒有一個全國性的茶葉品牌，很多地方包括我住的賓館用的都是英國茶包。茶葉是我們的，茶包和牌子是他們的，誰賺錢多？恐怕不是我們的農民和工人。葡萄酒也有類似的情況。

　　再就是第三產業，比如航運服務業。內地的航運中心都是依托港口城市，但世界上最成功、產值最高的國際航運中心是沒有港口的，它就是倫敦，是國際上船舶買賣、助理融資、注冊登記、海事法律服務等最大的中心。這是我們發展的一個方向，香港可以幫手。

　　所以下一步的改革，就必須在經濟體系里找準貿易服務、航運服務的短板，通過改革把短板補齊。很多改革開放的工作，包括通過某些開放措施來倒逼改革，取得改革成效，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記者：您強調要用好香港“超級聯系人”的作用，應該如何用好？

　　梁振英：香港作為“超級聯系人”是一個行為上的概念，一手拉著內地，一手拉著國外。比如貿易，香港賣的東西不是港人生產，買的東西不完全是港人所需，但香港是全世界最成功的一個國際貿易體。高質量發展要用好香港去做好國際貿易。

　　香港是完全開放的，同時經濟發展得不錯，經濟活動的效率也很高。內地可以在國際貿易規則、金融服務等方面學習香港，制度、規則、市場等也可以通過香港去做好。我相信這也是為什么“南沙方案”是“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的方案，要強調“面向世界”。

　　香港的這些服務產業在全國范圍內是基礎最好的，所以香港必須幫助內地。我最近又成為44年前成立的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的會長，還拉了一些新的專業人士做理事。他們不是傳統的律師、會計師，而是來自貿易服務、品牌、物流等領域，正是現在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新專業。

　　記者：您對香港的青年有什么期望？

　　梁振英：有的香港大學生把自己困在香港，學有所成之后沒有學以致用，造成學與用之間嚴重錯配的問題，我們必須重視。

　　例如，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有很好的機械工程、航天航空工程的學科，同學們是不是可以考慮畢業后過來南沙的中科宇航火箭生產基地，投身國家航天事業？香港的青年人愿意不愿意跨過深圳河，到祖國內地發展事業，追求人生理想？這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

　　現在香港與南沙慶盛站之間開通了高鐵，可以早出晚歸一來一回。開通那天我就組織了30多個中學校長來南沙走了一天，希望他們以后能安排學生當天來回看南沙。今天的中學生就是明天的大學生，希望更多的中學生能夠過來內地看看。我經常到內地很多企業敲門，請求這些企業開門，我組織一些學生過來看看，這里可能就是他們事業的未來。

　　（記者 李秀婷 吳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