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莞交界，巍峨山靜待創新爆發，近200平方公里的世界級科學片區正加速成形，成為大灣區重塑創新地理的試驗場；伶仃洋岸，深中通道拉近深圳與中山的距離，一個位于城市邊界的產業共同體破土而出，創新平臺如雨后春筍般崛起。

　　當下，一場經濟地理的重構、區域發展范式的變化正在大灣區悄然進行。南方日報記者觀察發現，越來越多信號顯示大灣區城市邊界地帶崛起“新增長極”。這些大灣區雙城交界地帶的“功能區”崛起并非孤立現象。從環南昆山—羅浮山縣鎮村高質量發展引領區的綠色崛起，到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技術奔流，大灣區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行政邊界地帶在政府和市場作用下加快破壁融合，迸發能量。

　　從交通互聯互通到建立資源共享機制，這些跨越市界的合作功能區正成為區域融合發展的極點，將城市間差異轉化為高質量發展動力。

　　廣東省政府參事室特約研究員、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謝寶劍指出，區域融合發展使行政邊界地帶從邊緣區域走向高質量發展前沿陣地，是通過一盤棋思維整體謀劃、依托各地資源稟賦、發揮區域整體優勢、暢通內循環從而形成區域發展共同體的生動實踐。

　　新平臺 戰略布局下的精準落子

　　今年上半年，大灣區合作功能區項目簽約呈現新變化。

　　8月8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迎來發布兩周年。這個“一河兩岸、一區兩園”的核心科創平臺，是香港北部都會區與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的天然交匯點。

　　如今深圳園區正全力打造“世界級科研樞紐”，匯聚院士專家18人，科研人才超過1.5萬人，培育出晶泰科技、君圣泰等上市企業，未來機器人、元戎啟行等3家獨角獸企業，鯤云科技、牛芯半導體等101家專精特新企業，吸引香港應科院等65家香港科研機構與企業落戶以及5所香港高校設立超10個科研平臺。這不僅是資本流動，更是香港基礎研究優勢與深圳產業化能力的基因級融合。

　　深中經濟合作區則上演平臺崛起。深中通道通車一年來，深圳和中山共同啟動深中經濟合作區綜合規劃編制，促進多維創新平臺體系加速形成：中山藥創院與南方科技大學、深圳灣實驗室聯合開展研發與人才培養；長理工研究院與華為、大族激光合作極紫外光刻設備項目；香港理工大學中山技術創新研究院掛牌；南方原子能科學與技術創新中心科研基地投入使用。

　　隨著環南昆山—羅浮山引領區建設持續推進，這片區域正加速轉變為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2024年至2025年5月期間，博羅、龍門兩縣在建項目111宗，竣工126宗，總投資467.22億元；新簽約項目98宗，投資214.1億元。廣州印發實施引領區重點項目清單，其中包括139個項目、總投資超2000億元。同時在市重大項目前期工作經費中安排超5000萬元，支持從化區、增城區加快推進引領區重點項目落地。

　　環巍峨山科研圈大科學裝置集聚，正積蓄能量“爆發”。巍峨山南麓，深圳建成“鵬城云腦”、國家超級計算深圳中心（二期）、自由電子激光裝置；巍峨山北麓，東莞布局中國散裂中子源、先進阿秒激光等大科學裝置。2020年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批復同意，在“光明科學城—松山湖科學城”集中連片區域范圍內，建設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當前，兩地正強化資源統籌與協同創新，以“雙城聯動、全域協同”之姿攜手攀登“科學高山”，共同打造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創新引擎。

　　這些新跨界“功能區”的崛起，預示著城市邊界地帶不再只是地理的連接點，更是制度創新、要素重組、動能轉換的“融合反應堆”。

　　新探索 制度創新的多元試驗

　　合作功能區的興起，并不是空間疊加或簡單組合，而是制度創新與市場力量在邊界地帶的交匯結果。其背后，既有資源優化配置的市場邏輯，更有政府前瞻布局的制度邏輯。

　　記者梳理發現，這些功能區的創建可以概括為四類模式：

　　第一類，優勢互補型，如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這里不僅是科研成果的轉化場，更是制度磨合的試驗場。作為國家“十四五”規劃中的重大合作平臺，它的誕生是為了解決兩地創新鏈條的“斷點”——香港擁有全球一流的基礎研究能力，卻缺乏產業化場景；深圳則具備產業落地優勢，卻亟須高水平原始創新供給。河套跨境布局“一區兩園”，轉化制度紅利，成為科技要素跨境流動的超級接口。

　　第二類，瓶頸突破型（或產業合作型），如深中合作區。其邏輯在于突破區域發展長期存在的“空間鴻溝”。珠江口兩岸，深圳和中山分別是創新極核與制造腹地，但長期缺乏有效的產業對接。深中通道通車后，兩地通過共建合作區、設計利益共享機制，把“通道紅利”轉化為“產業紅利”。這種跨江口的重組，不僅緩解了深圳的產業空間緊張，也為中山帶來新的高端產業機會，成為破解“通道通車、產業不過”的制度突破。

　　第三類，生態整合型，如環南昆山—羅浮山引領區。不同于前兩類的產業和科技導向，該區域以綠色發展為突破口，打造“生態+產業+文旅”一體化的邊界融合模式。其背后邏輯是把“邊界地帶”轉化為“生態走廊”，通過跨市聯動，攜手推進“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廣州、惠州兩地同步列出大規模投資清單，顯示其不僅是一個生態保護區，更是綠色產業的創新孵化場。

　　第四類，戰略引領型，如環巍峨山科研圈。這里聚集了散裂中子源、先進阿秒激光等國之重器，自然孕育出跨市科研生態圈。不同于傳統開發區依賴行政推動，這里采用“裝置共享+院校協同+企業應用”的有機模式，實現從基礎研究到產業應用的全鏈條聯動。特別是與港澳高校共建南方先進光源，體現了跨境科研聯合的制度創新價值。

　　這四類合作功能區盡管功能定位不同，卻大多展現三大特征：治理模式上，普遍建立跨行政區協調機構；政策設計上，突破行政邊界讓人才、技術、資本實現更高效流動；利益分配上，推進“成本共擔、利益共享”，讓合作真正形成可持續的利益共同體。

　　從更深層次看，這些制度創新不僅是功能區自身發展需要，更推動大灣區整體邁向高水平一體化，正回答如何在“一國兩制”和雙行政區的復雜格局下，實現制度協調與資源共享。

　　新未來 城市邊界的發展動能

　　雙城合作功能區的蓬勃生長，標志著大灣區正從“物理聯通”邁向“化學融合”，不斷釋放發展動能。

　　依托松山湖科學城中國散裂中子源，巍峨山下，深莞共建了光明科學城材料基因組設施的中高壓中子譜儀和高分辨高通量中子粉末衍射譜儀。自去年12月啟用以來，已為比亞迪、寧德時代、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等30多家單位提供中子衍射測試服務，首期測試樣品超300個。

　　圍繞大科學裝置，大灣區還形成“研發—中試—產業化”城市梯度布局：基礎研究集中在東莞松山湖、深圳光明科學城；中試轉化落在惠州仲愷高新區；批量生產則由佛山、中山承接。

　　雙城合作功能區意義不僅限于此，還承擔著壓力測試和規則探索功能。今年7月，深圳延續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工作的香港居民，個人所得稅稅負超香港稅負部分予以免征，更放寬人才補貼的稅收優惠范圍；廣佛高質量發展融合試驗區探索“規劃聯合編制、聯合報批”機制，為破解跨市國土空間規劃矛盾提供區域樣本。這些“小而活”的局部試驗，正為大灣區乃至全國區域協同積累制度資產。

　　但跨市合作功能區可持續發展需警惕兩大風險。一是“地產化”傾向，防止以合作為名行房地產開發之實。二是可持續性挑戰，部分項目初期前期投入巨大，需盡快培育內生增長動力。如環巍峨山科研圈面臨大科學裝置運維成本高昂，尖端領域人才競爭激烈等挑戰，破解這些挑戰或將為中國乃至全球大科學計劃提供新治理范式。

　　從深中合作區的車流到巍峨山下的大科學裝置，從河套的深圳國際量子研究院到環南昆山—羅浮山引領區的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大灣區曾經被忽視的城市邊界地帶，正在孕育中國區域高質量發展的高能共同體。

　　以跨域共建回應時代命題，用“試驗田”的方式破解行政壁壘，雙城合作功能區在區域融合發展背景下，正書寫協同發展的新篇章。

　　■觀察

　　加強政策支持 推動邊界融合

　　未來，大灣區雙城合作功能區將不僅是跨市資源整合的“試驗田”，更將在空間格局上重塑大灣區創新版圖，在制度層面探索跨區域治理的新范式。如環巍峨山科研圈的建設，有望在產業發展層面推動形成“基礎研究—中試轉化—規模制造”的完整鏈條；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加快建設，成為粵港澳三地制度創新匯聚地。

　　謝寶劍認為，展望未來，一是要加強頂層設計，堅持系統思維整體謀劃區域融合發展戰略，以區域融合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二是要形成創新共同體、生態共同體、產業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等不同領域的區域融合發展可推廣可復制的經驗；三是在國家和省的層面要加強政策支持，破解跨界區域發展的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礎設施瓶頸，為跨界融合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四是要深化改革創新，在推動營商環境以及居民戶籍、醫療、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務上下功夫，讓企業和群眾在區域融合中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讓市場和社會成為推動區域融合發展的主要力量，增強跨界融合發展的內生動力。

　　新的平臺、新的探索、新的未來。大灣區將在這些城市跨界合作平臺推動下，加速迎來從“灣區經濟體”邁向“世界級城市群”的躍升。

　　（記者 朱紫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