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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時代的大灣區發展密碼

2024年01月10日 來源: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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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正進入城市群和都市圈的時代。

  2023年12月,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強調,要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著力解決城市發展中最迫切最突出的安全韌性問題。

  相關規劃早已加緊出臺推進。2023年12月底,國新辦舉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情況新聞發布會,強調要把大灣區建設的重要部署落到實處,并進一步解讀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等。

  差不多同一時間,《京津冀自貿試驗區協同發展行動方案》簽署,公布16條促進區域互聯互通舉措。不到一個月前,深入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則進一步深化了長三角城市群多領域協同發展的部署。

  當前,多種資源正向城市群集中,中國已進入由城市群帶動的區域發展新階段。數據顯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約70%來自幾大主要城市群。其中,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是成熟度最高的三大城市群。

  其中,大灣區城市群又以最高的人均GDP、地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鎮化率,展示出強大的高質量發展潛力;大灣區內的幾個中心城市也形成了相應都市圈,邁向平衡發展。

  在“強城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正靠著不同城市的融合發展,找到全新的均衡點,爆發更強的競爭力。

  都市圈,新的增長極

  城市群歷經多年發展,開始出現一個趨勢,那就是形成都市圈的發展。

  2023年12月20日,廣東省政府網站發布廣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五大都市圈發展規劃。規劃期為2023—2030年,展望至2035年,因地制宜為五大都市圈明確發展“路線圖”。五“圈”齊發,為廣東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再添一把火。

  都市圈,是城市群內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范圍。近年來,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等國家級城市群,關于都市圈的規劃層出不窮。上海都市圈、寧波都市圈、成都都市圈等日漸崛起為中國城市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

  為何會有都市圈?有研究表明,城鎮化率超過50%以后,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功能顯著增強,核心城市與周邊中小城市開始加速形成都市圈。而長三角、京津冀、大灣區等城市群都有很高的城鎮化率,其中大灣區最高,為87.5%。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陸銘認為,中國將在未來形成幾十個圍繞著中心城市、半徑在30—80千米不等的都市圈。

  事實上,在國家規劃出臺前,都市圈早已在國內形成,并憑借巨大的資源流動與人口集聚效應,成為區域發展引擎。

  以廣佛都市圈為例,早在2010年,彼此相鄰的廣州和佛山兩城就開通運營了一期地鐵,這是國內首條跨越地級行政區的地鐵線路。如今廣佛地鐵數量甚至超過杭州跟一些遠郊區,如富陽、臨安的連接線路。這加速了廣佛都市圈的成型。目前,廣佛每天多達171萬人次通勤;廣佛跨城通勤人口32萬人。

  另一個有名的上海大都市圈,近年來也通過杭州灣跨海大橋、多條城際鐵路,拉近上海與杭州、寧波、蘇州等城市的時空距離,加速一體化進程。這也讓長三角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市。

  未來在大灣區內,廣佛一體化的都市圈范圍之內,人口有可能達到3000萬以上。上海及毗鄰地區半徑50—80千米范圍內的都市圈,人口則可能集聚到4000萬以上。不僅如此,都市圈內也已形成了穩定的產業分工,比如廣佛形成了“整車—零配件”的空間產業集群;上海與蘇州、寧波等地也有緊密的創新金融—制造加工的產業互動。

  都市圈帶來的集聚與聯動效應,讓城市爆發出強大的經濟發展勢能。

  一體化的“場效應”

  強調內部的協同發展,是城市群與都市圈進化發展的最重要邏輯。而這也是大灣區成為世界級城市群的一張王牌。

  首先是“硬聯通”的強大。

  交通通達度的持續提升,讓大灣區變得越來越“小”。廣深港高鐵自2023年1月15日分階段恢復開行以來,上半年發送跨境旅客608.7萬人次,目前已覆蓋內地49個城市68個車站,每日開行跨境列車達182列。它讓香港與廣州、深圳的時空距離縮短為1小時,并串聯起一條接近10萬億元GDP的經濟帶。

  不僅如此,粵港澳大灣區首個鐵路現代綜合樞紐廣州白云站的通車,以及深江鐵路、珠海高鐵和城際鐵路的建設等,也將讓珠三角城市和香港、澳門進一步融入一張交通網,縮短彼此的時空距離。

  其次是“軟協作”的強勁。

  一方面,城市的創新實力日益高漲。粵港澳大灣區這個超級都市圈R&D經費投入強度從2012年的1.9%提升至2022年的3.4%,十年接近翻倍。

  大灣區城市群內,一些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創新力更是在國內領跑,比如深圳。2022年,深圳R&D經費投入強度高達5.81%,遠超上海(4.44%),體現出創新研發上強大的錢袋子實力。此外,另一都市圈中心城市廣州和產業型城市東莞、惠州的研發投入強度也均超過3%,越過了創新型國家2.8%的門檻。

  另一方面,在創新實力加持下,不同創新資源突破制度壁壘在大灣區內加速流動,形成科創協作的“場效應”。

  南方海洋科學與工程廣東省實驗室(廣州)在香港設立了分部,并撥付了內地首筆跨境科研經費。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則在南沙建成開學,開學后僅半年時間,就和大灣區多家龍頭企業建立了十余個聯合實驗室、聯合項目。其二期項目還將配備從本科到博士的全系列培養體系,聯通位于香港清水灣的港科大的科研基礎及其布局在大灣區內的其他科研平臺、校友資源和國際聯系。

  100公里外的珠海,澳門大學在大灣區設立了首個產學研示范基地——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截至2023年10月,這家研究院累計獲得超過150項政府科技資助項目,開展聯合研發、委托研究等商業項目超過100項,項目總金額超2億元。

  闊步邁向宜居城市

  城市群和都市圈競爭力的另一大衡量指標,是開放與宜居度。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同樣在加速前進。

  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城市群中,大灣區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是最高的,2022年達到63.99%。大灣區金融、服務業、科技等高附加值行業的快速發展,為城市提供了更多便利與服務。其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城市功能和宜居宜業度的進一步增強,及其迸發出的都市活力和吸引力。

  人口數據也能佐證大灣區的吸引力。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向經濟更發達、收入水平更高、能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的地區流動,是大勢所趨。近10年間,大灣區常住人口增長了26%,遠高于長三角(10.6%)和京津冀(1.8%)。這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各類人才對大灣區生活與就業環境的認可。

  此外,綠色發展也在提升大灣區的宜居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綠色智慧節能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設運營模式初步確立,居民生活更加便利、更加幸福”愿景。2022年,大灣區萬元GDP電力消耗量為464.74億千瓦時,低于長三角與京津冀,突顯經濟增長的可持續發展成效。

  不過,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供給的不足,也讓大灣區在打造宜居環境上存在短板。大灣區人口的快速增長,對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配套帶來了更大壓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顯然,在提升公共服務的一體化,以增加人口承載能力與緩解大城市病方面,大灣區還有不少路要走。

  好在新的探索層出不窮。2023年4月,廣東公布了第一批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典型案例20個,其中民生融合類5個。它們圍繞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推進規則銜接、便民利民惠民,以“小切口”撬動三地民生融合“大變化”。

  不久前國新辦舉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情況新聞發布會,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表示,將深度對接澳門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按照國際一流標準打造優質生活圈,為澳門居民在橫琴創業、就業創造更好的條件,推動在橫琴生活就業的居民大幅度增加。

  (記者 吳欣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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