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東莞日報》開辟“新大眾文藝”專版，征稿啟事刊登不久，7000多份投稿“紛至沓來”。

　　萬人齊唱的草莓音樂節，形象可愛的“莞小鵝”視頻，四面開花的“素人寫作”……近年來，廣東東莞以獨創、豐富、多態的新大眾文藝，吸引了大量從全國各地奔赴而來打卡的人們。

　　改革開放40多年來，近兩億人次在東莞這座擁有萬億GDP、千萬人口的“雙萬”城市駐留、奮斗與生活。全球1/4的動漫衍生品、1/4的手機、1/5的羊毛衫和1/10的運動鞋，“東莞制造”聲名遠揚。機器的轟鳴也孕育了詩意的回響，“我筆寫我心”，將一個個普通勞動者塑造為作家和藝術家，形塑了一座城市的“海納百川，厚德務實”。

　　東莞有來自五湖四海的“斜杠”創作者。

　　廣西籍“燒烤詩人”溫雄珍，白天在綜合市場擺攤賣服裝，晚上在燒烤店兼職。“石頭詩人”曾為民、“清潔女工”王瑛、“體校老師”章新宏，幾乎每個創作者都自豪于自己的“標簽”。他們一邊工作，一邊在機器旁、出租屋、小飯館、辦公室的各個角落埋頭創作，文藝是他們表達自我、連接世界的方式。在五花八門的職業背后，他們用熱愛贏得一個新的身份——文藝創作者。

　　“東莞還培育出非職業的專業創作。”曾是中學音樂老師的陳岸如講述他所在的“太陽之子”組合，用“我在”的原創作品，歌詠城市的溫暖和感動的力量。多年積淀，“太陽之子”擁有近百萬粉絲，作品斬獲中國藝術節“群星獎”、廣東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退休基層干部李志良用鏡頭捕捉“東莞制造”的時代表情，作品《牽引線》獲得中國攝影金像獎。在東莞，非職業創作者獲得省市級獎勵資助的案例，不勝枚舉。

　　他們為行進的中國留存鮮活的時代經驗。

　　本土藝術家李景湖用工業廢料創作裝置藝術，機器廠房和山水鄉愁，折射東莞的工業進程和文化轉型。在玩具廠、印刷廠、五金廠、電子廠打工的攝影師占有兵，將鏡頭對準流水線上的工人。他拍攝的160多萬張照片，制作的130多本手工書，收集的6噸打工實物，是“中國制造”的鮮活見證。工業與人的關系是他們書寫的“在地”母題。

　　“我們寫作的出發點是對世界有話說”，東莞長安鎮作家塞壬認為，不僅要寫打工的苦，也寫生活的甜，缺失任何一面都不真實。90后“打工二代”熊鋒，一邊教打工子弟書法，一邊抒寫大國工匠的情懷。在組詩《車間》中，他寫道：“在這座車間，我日夜，擰緊了一個大國的尊嚴”。希望、活力與熱烈，迭代了打工文學的苦難敘事，建構了新大眾文藝的“新南方”。

　　新大眾文藝“潮涌”工業城市東莞有跡可循。

　　“時代巨變，生活巨變，大眾既是書寫的對象，也成為書寫的主體。”在多年跟蹤觀察東莞從打工文學走向新大眾文藝的廣東省作協主席謝有順看來，東莞的“素人寫作”為行進的中國留存經驗，“從無到有，從窮到富，從荒涼到繁華，東莞有著中國當下極具表現力的題材。”

　　剛剛結束在北京展出的當代藝術展《我在！一座城和兩億人的在場證明》上，一張合影喚起作家柳冬嫵的回憶。1993年，5個在東莞打工的年輕人，因為寫詩走到一起，鏡頭定格了他們的青春，也定格了東莞打工文學風起潮涌的萌芽。打工文學被視為東莞新大眾文藝的先聲。位于改革開放前沿的東莞，在上世紀90年代初率先捕捉打工文學的氣息。“隨著大量打工者聚集東莞，以王十月、鄭小瓊、塞壬、柳冬嫵、周齊林等為代表的打工文學作家群強勢崛起，形成樟木頭‘中國作家第一村’‘長安文學現象’‘橋頭文學模式’等文學效應。”東莞市作家協會主席胡磊說。

　　“東莞是創作的福地”。80后作家穆肅的老家在河南，2000年退伍后到東莞打工。因為寫作，他從一名保安成長為內刊編輯、報社記者、咖啡館經營者、影視公司創始人，完成“不可思議”的轉型。穆肅經營的咖啡館，同時也是與東莞圖書館莞城分館共建的“城市閱讀驛站”，隔壁是文化周末劇場和電影院，方圓10平方公里有20多個閱讀驛站。

　　東莞是一座年輕的古老城市，全市人口平均年齡33歲。2024年，東莞1057.08萬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326.95萬；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高達81.41%，位居廣東省第一；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僅為5.47%。獨特的東莞，呼喚公共文化服務機制創新。

　　資料顯示，東莞目前已建成1個市文化館總館、33個鎮街（園區）分館、586個村（社區）支館、51個共享文化館、220個共享文化空間，構建起合縱連橫、現代高效的文化館總分館體系，推動優質的公共文化資源直達基層。

　　2005年，全國首家地級市文學藝術院東莞文學藝術院成立。2006年，東莞文學藝術院首屆創作項目面向全國簽約。2010年，樟木頭“中國作家第一村”掛牌。2024年，在客家建筑群基礎上改建的實體“中國作家第一村”開門納客，目前，已有97名“村民”入駐，打造作家駐創工作室41間。文學賦能，樟木頭鎮官倉社區集體經濟的收入明顯增加，成為城鄉文明互融的樣本。“喜歡這里‘一碗湯的距離’。”正在樟木頭作家村創作的作家聶怡穎（筆名：三生三笑）說。

　　文化氛圍也是民生指數，公共文化服務為市民帶來歸屬感。曾碧君大學畢業后來到長安鎮，成長為步步高集團的一名管理人員。談到出版攝影集《民生長安》的初衷，他說：“攝影師最該關注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問題，我的生活就是影像的源泉，生活的精彩遠遠超出我的想象。”

　　技術充分賦能，只要觀念創新，人人都可以成為主角。東莞文化館館長黃曉麗隨原創國樂實驗作品《可園可源》巡演，載譽歸來。從蘇州到杭州，一路上，她聽到最多的評價是“新”——技術新，觀念新，主創隊伍“新”。這部作品的主創平均年齡不到30歲，是一支來自各行各業的“混搭”團隊。

　　“讀懂新大眾文藝，就讀懂了文藝從哪里來，應該為了誰、服務誰、影響誰。新大眾文藝代表當下的中國，它的蓬勃，將推動文藝生態更加良性發展。”東莞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武一婷說。

　　40多年，東莞完成從農業鄉縣到“世界工廠”、從“東莞制造”到“東莞智造”的躍遷。南來北往的人們，攜帶多樣豐富的文化種子，在與城市文明的共融、共創、共享中書寫自己的故事，共建新的“文化磁場”。新大眾文藝“潮涌”東莞，不僅是文藝服務與文藝創造的現實樣本，也為中國式現代化城市的轉型升級提供解題思路。

　　（記者 劉瓊、任姍姍、董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