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超大城市俱樂部”或將迎來第三位成員。日前由住建部發布的《2022年城鄉建設統計年鑒》顯示，2022年東莞的城區人口達到1082.44萬人，排名全國第八，城區人口高于成都、武漢、杭州等城市。

　　根據國務院2014年發布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至1000萬的城市為特大城市。這意味著，根據此次公布的數據，東莞已然達到超大城市的標準，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繼廣州、深圳后的第三座達到超大城市規模的城市。

　　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國內關于城市人口的統計存在多個不同口徑，除常住人口之外，還有暫住人口、實際管理人口、戶籍人口等。而城市規模劃分標準，依據的是城區常住人口。在不同口徑下發布的數據，雖不能完全作為超、特大城市的評價標準，也能為城市人口發展趨勢和城市發展能級提供參照。

　　無論東莞是否已經被“官方認證”躋身超大城市之列，這都是粵港澳大灣區中不容小覷的一座城市。成為超大城市對于東莞、對于粵港澳大灣區來說，意味著什么？從特大城市到超大城市，背后藏著怎樣的“發展密碼”？

　　“晉級”在情理之中

　　對于“升格”為超大城市，人們對東莞的期待值向來不低。

　　改革開放初期的“三來一補”，改變了東莞的經濟結構，也揭開了引用和利用外資的序幕。今天的東莞，經過低端產業轉型盤活存量、引進新興產業擴大增量的“自我革新”，在產業轉型中推動“世界工廠”升級。

　　在經濟體量上看，東莞是粵港澳大灣區第4座“萬億之城”。從一個GDP僅有6.11億的農業縣發展為過萬億的制造名城，東莞已經基本告別“汗水經濟”，科技“智造”含量越來越高，智能手機、潮流玩具代替皮鞋、手袋成為東莞制造的新名片。

　　人口規模上，根據《2022年東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043.70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962.81萬人，人口城鎮化率已達92.25%。

　　人口的集聚帶來的是區域經濟的高度發達。競爭力智庫和北京中新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等機構在近期聯合發布的《中國鄉鎮綜合競爭力報告2023》顯示，2023中國百強鎮中廣東有28個，東莞就占了15個。

　　城市發展的成色如何，既體現在經濟數據中，也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最近幾年，生活在東莞的人們不難發現，街上的便利店、咖啡餐飲店變多了，身邊的年輕同事也越來越多。這引申出觀察城市的另一個維度——“咖啡奶茶指數”，標注著東莞的城市新活力，成為都市繁華度的象征。

　　根據今年9月中國連鎖經營協會新茶飲委員會聯合美團新餐飲研究院共同發布的《2023新茶飲研究報告》，從人均擁有茶飲門店來看，東莞的新茶飲門店密度最高，平均每萬人擁有7.7家門店，超越廣州、深圳，排名全國第一。第一財經的消費報告顯示，東莞咖啡門店數位居全國TOP 15，重點商圈茶飲店全國第一。

　　年輕人日常生活離不開的便利店，在東莞也呈“遍地開花”之勢。中國連鎖經營協會（CCFA）日前發布“2023中國城市便利店發展指數”顯示，在東莞2460.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了5100多家便利店，飽和度達到2050人/店。

　　過去，東莞總給人以“大型工業園區”之感，雖然能夠在生產制造領域“披荊斬棘”創造佳績，但總體而言文化氛圍、生活氣息不足。今年以來，在手機制造業波動、外向型經濟沖擊下，東莞承壓前行，再一次站在城市發展的“十字路口”。

　　而伴隨著東莞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轉型，新生企業和年輕群體已成為東莞當下的中堅力量，也為這座城市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撬動新的發展動能，驅動著城鎮化率不斷提高。

　　在不知不覺間，東莞早已具備成為超大城市的實力。

　　超大城市帶來了什么？

　　從特大城市到超大城市，雖一字之差，但城市規模差異帶來的積極影響，不可忽視。

　　在中國城市等級中，超大城市是最高級別。從政策紅利上看，超大城市對于城市建設是一個重要的門檻。晉級超大城市對于城市發展來說，能夠享受更多的政策勢能。

　　例如，今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的指導意見》，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實施城中村改造，這是改善民生、擴大內需、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

　　改造后，城區人口的居住條件和環境品質將得到改善，城中村居民也能享受更高質量的教育、更完善的商業與醫療等配套以及物業服務，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超大、特大城市也是推進軌道交通建設的重要衡量標準。《“十四五”全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曾提出，“支持超大、特大城市為中心的重點都市圈織密以城市軌道交通和市域（郊）鐵路為骨干的軌道交通網絡，促進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鎮）一體化發展。”

　　從人才吸引力上看，超大城市往往意味著高度的城鎮化，其帶來的人口聚集會形成規模效應，從而促使城市的公共服務配置起來更加有效率。這也能讓居民生活更加舒適、環境更加宜居、生活更加安心，成為吸引人口流入并且長期定居下來的一個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超大城市可以聚合更多的創新要素，引發新一輪創新，形成螺旋效應，有助于推動新模式不斷涌現、產業不斷升級。

　　以深圳為例，這座城鎮化率達到近100%的超大城市，43年的時間人口翻了56倍，城區人口已達1766萬人，并成為每萬人擁有高新技術企業數量最多的城市。創新是深圳實現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主動能、核心動能，而人才作為最寶貴的創新資源，支撐著深圳發展實力不斷躍升。

　　基于超大城市能夠帶來的實質性利好，近年來國內不少城市都將“晉級”超大、特大城市作為發展目標。

　　此次與東莞一道進入超大城市行列的杭州，在今年9月發布的“十四五”規劃實施情況中期評估報告中就提及，杭州位于中國特大城市首位，正處于躍升超大城市“臨界點”。更早發布的人口發展“十四五”規劃中，杭州也預計到2025年城區人口總量將突破1100萬，達到超大城市標準。

　　當然，成為超大城市并非一勞永逸。近年來，不少政策都提及要推進超大特大城市“瘦身”，緩解“大城市病”，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2022年12月國務院發布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明確提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推進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體，嚴控中心城市規模無序擴張；《2022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中也顯示，促進超大特大城市優化發展，疏解非核心功能。

　　對于城市管理者而言，這或許是一項比城市能級“晉升”更需要下功夫的課題。

　　灣區“大城市”的新使命

　　近年來，國內兩大城市群備受矚目——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東莞與廣州、深圳一同邁入城區人口1000萬的“超大城市門檻”；長三角城市群中，跨過超大城市門檻的不僅有上海，還有杭州，蘇州、合肥、南京則為特大城市規模。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佛山的城區人口為853萬人，達到特大城市規模。

　　廣東省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總工程師馬向明認為，只要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城市就能夠被視為“超大城市”。因此在全國超大特大城市的隊伍中，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與長三角城市群可以說是“旗鼓相當”。

　　相較于國內其他區域的城市群，大灣區的超大城市有何不一樣？這就要引入“經濟密度”的概念。

　　經濟密度，是指區域國民生產總值與區域面積之比，代表著單位面積土地上經濟效益的水平，也折射出城市單位面積上經濟活動的效率和土地利用的密集程度。

　　若將2022年GDP作為區域國民生產總值的統一衡量標準，可以計算出2022年廣州的經濟密度為3.87億元/平方公里，東莞為4.55億元/平方公里，佛山為3.34億元/平方公里，而深圳更是高達16.21億元/平方公里。

　　與此相對應的，上海為7.04億元/平方公里，次于深圳；杭州為1.11億元/平方公里，蘇州為2.76億元/平方公里，均低于廣州、佛山、東莞。

　　單一的數據計算僅是觀察城市的參考依據，但“畝產”高的城市，往往能夠在有限的空間內創造更多價值，從而避免城市無序擴張。這也成為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高質量發展最為鮮明顯著的特征之一。

　　隨著城鎮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不再表現為簡單的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集中，而更多的表現在生產資源要素的集中，催生出更多超大、特大城市。這些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既虹吸著資源，同時也通過城市資源的溢出效應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

　　今年4月，粵港澳大灣區被賦予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示范地、中國式現代化引領地的全新定位。

　　在“一點兩地”的新定位下，廣州、深圳、東莞、佛山四座超大特大城市擔當的使命更為關鍵。

　　一方面，城市自身通過優化自身產業結構，走過傳統產業轉型“陣痛期”，創造城市經濟體量的新飛躍。另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要發展成為大灣區資源配置的重要樞紐，做強自身的集聚、擴散、創新功能，引領帶動周邊區域實現能級“進階”。

　　基于不同的功能定位，城市間差異化發展和優勢互補，也將形成大灣區的發展合力，推動世界級城市群加速走向現實。

　　（統籌 何山 記者 黃舒旻）